天桥市民大会  

    1935年12月16日北平各学校学生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抗议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并于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国民党南京政府根据《何梅协定》设立的华北自治行政机构。1935年7月6日国民党北平军事长官何应钦与侵华日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的《何梅协定》规定：撤出河北省境内的国民党党部和驻军；罢免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取缔一切抗日团体及活动等，实行所谓“华北自治”。12月9日中共北平临时工委领导北平学生举行了抗日救亡游行（即“一二·九”学生运动）。

    各学校学生冲破军警的重重包围，汇集在新华门（国民党北平最高当局的驻地）前请愿。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政府；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等6项要求。因无结果，请愿活动升级为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行进到王府井大街南口时，大批军警用水龙头向学生喷射，并挥舞皮鞭、木棍从两侧夹击，不少学生被捕、受伤，游行队伍被驱散。次日，全市各学校举行了总罢课。国民党当局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于16日成立。当日，北平学联组织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冲破军警封锁线，在天桥会师。因参加游行的还有许多工人、农民和市民，故改作召开市民大会。大会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项决议。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在前门、菜市口、宣武门等处遭到军警的阻拦和镇压，几十名学生被捕，上百名学生被打伤。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广大市民的同情与支持，从而迫使国民党北平当局延期举行“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大会。 

公车上书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发动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请求维新变法，史称此次上书活动为“公车上书”（汉代举孝廉，乘公家车马入京，后以“公车”为入京应试举人的代称）。当时的宣南，是公车上书的发起之地。
　　
　　上书背景　清咸丰八年（1858）四月，英法联军先后攻陷了大沽、天津，清政府同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咸丰十年七月，英法联军向北京进犯，咸丰帝逃往热河，英法联军将圆明园洗劫一空并放火将其焚毁。在炮口胁迫下，恭亲王奕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及中法《北京条约》，其主要内容包括赔款、割地、开放口岸等。继而清政府又被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割让了中国东北和西北边疆150多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这些“条约”的签订，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中法战争（1883～1885）亦以清政府的妥协而告结束。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造成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另一方面，从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转化而来的资产阶级和进步知识分子，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要求，并逐步形成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潮。北京作为当时的全国政治中心，也成为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中心。中国最初的维新变法思想家陈炽、陈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汤寿潜等人的著作在北京流传，并在士大夫、知识分子中产生一定影响。光绪十四年，康有为在南海会馆起草了《上清帝第一书》，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3项挽救危亡的政治主张。虽然《上清帝第一书》未能奏达朝廷，但却被世人广泛传抄，康有为的政治主张已产生很大影响。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一年，甲午战争以清政府失败而结束，日本强迫清廷订立不平等条约。清政府派遣的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及其子李经方，欲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在日本马关（即下关）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原名《马关新约》，亦称《春帆楼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日本不但将攫取到大量赔款和特权，而且还要强占中国的台湾、澎湖、辽东等大片领土。
　　
　　上书过程　光绪二十一年正逢会试，聚集在北京的各省举人了解到《马关条约》的内容后，纷纷起来向清政府联名上书，反对签订卖国条约。1895年4月22～30日，广东、湖南等省在京的一些举人首先到都察院上书。康有为在南海会馆内的七树堂连夜起草《上清帝第二书》，即“万言书”。文中痛斥当权派的投降主张，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和变法图强三项建议，并提出“富国”、“养民”、“教民”等变法图强具体措施。富国之法，包括钞法、建筑铁路、制造机器轮船及奖励制造、矿务、铸铁、邮政等；养民之法，包括务农、劝工、惠商、恤贫等；教民之法，包括设立学堂、开设报馆等。又建议每十万户推举一“议郎”，供皇帝咨询、讨论内外兴革大政，“三占从二，下部施行”。这些主张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改良变法的纲领。经康有为及其学生梁启超联络，4月30日和5月1日，18省举人在宣武门外达智桥松筠庵开会，讨论《上清帝第二书》，征集到1300余名举人的签名，并决定将“万言书”呈递都察院。5月2日1300余名举人从松筠庵出发，直奔都察院。都察院的官员声称条约已经批准，无可挽回，拒绝接受上书。此即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
　　
　　历史影响　“万言书”虽然未能奏达光绪帝，也没能阻止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上签字，但是它冲破了清政府不许“士人干政”的禁令，提出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改良纲领，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向政治运动发展的起点。“万言书”迅速在北京和全国各地刊印流传，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先声，为此后的戊戌变法打下了思想基础。   

公祭李大钊 

　　1933年4月22日北平各界进步人士和团体在宣武门外浙寺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李大钊烈士举行公祭。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人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被处以绞刑）。由于当时北平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李大钊的灵柩未能及时安葬，一直存放在浙寺中。1933年4月初，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偕子女专程到北平与中共地下组织联系，准备料理李大钊的后事。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委决定为李大钊烈士举行隆重的公祭，通过盛大的殡葬仪式来揭露反动派杀害共产党人的罪行，伸张革命正义，进一步唤起民众。

　　公祭活动由河北省革命互济会负责筹备。为了麻痹敌人，一切按照民间风俗办理丧事，准备挽联、花圈，雇用杠夫、执事、和尚、道士、吹鼓手等。同时，制作中共党旗，印刷李大钊传略、遗像和同时就义的烈士简历等宣传品，并在北大教授、学生中开展募捐和宣传活动。李大钊生前好友及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捐款资助。后由李大钊的亲属出面，在报纸上刊登讣告和举行公祭的消息。22日，于设在浙寺的灵堂正中安放李大钊烈士的灵柩和遗像，四周摆满了挽联和花圈。李大钊生前好友、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和团体、中共地下党员和部分群众前往祭奠。次日清晨，浙寺门前汇集了2000多名送殡的群众，有教授、学生、工人、市民等。送殡队伍从浙寺出发，经下斜街、菜市口进宣武门，沿途撒放纸钱和传单，在传单上印有“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打倒国民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送殡队伍不断高呼口号，大批围观群众主动加入送殡行列。途中有不少群众团体截路公祭。当队伍行至西四牌楼时，国民党北平当局调遣大批军警，冲击送殡队伍，行凶、抓人，愤怒的人群与军警展开搏斗，有不少人被捕、受伤。送殡队伍被冲散。灵车在亲友和部分群众的掩护下，继续前往西郊香山万安公墓。被打散的群众又三五成群追上队伍。当灵车到达万安公墓时，中共地下组织送来李大钊墓碑，正面刻着“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背面为碑文。由于当时环境险恶，墓碑只好同棺柩一起埋入墓穴。
　　1983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万安公墓为李大钊烈士修建陵园，同年10月落成。墓前立有李大钊烈士雕像，墓后竖立邓小平题词“共产主义运动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和中共中央为李大钊烈士撰写碑文的纪念碑。当年中共地下组织为李大钊刻制、埋入地下的墓碑又重见天日，被安放在李大钊烈士革命事迹陈列室中。